第135章 王阳明遗言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(1/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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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朱理学由北宋的程颐、程颢兄弟创立,南宋的朱熹是其集大成者。该学派竭力宣扬儒家“大道”,故也被称为“道学”,因强调“理性”,所以又叫“理学”。 程朱理学主张“格物穷理”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朱熹还提出了“致知”和“太极”的观点,进一步完善了该学说。 明朝中期以来,王阳明心学盛行。在王阳明“心者天地万物之主”、强调人内心和主观能动性观点的基础上,对程朱理学做了尖锐批判。 李贽提出要保护和尊重人欲,使其健康合理地发展,在文学上提倡“童心”,即“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”; 剧作家徐渭提出“人生堕地,便为情使”;汤显祖倡言“情有者理必无,理有者情必无”,都表现出以情反理的鲜明特征。 王学左派的观点和思想,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、欲望和本真,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程朱理学过于严格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束缚。他们强调诗文创作应不受传统伦理及古人陈法的禁锢与束缚,自由地抒发真情实感。 王阳明(1472年-1529年),即王守仁,明朝绍兴府余姚人(今中国浙江余姚市),明代着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出身名门望族,年少时便有四方之志。 王阳明在早年的求学,先后师从大文学家娄谅和大军事学家许璋,这两段经历犹如璀璨星辰,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。 王阳明师从娄谅时,年仅十七岁。娄谅倾囊相授,王阳明如饥似渴地学习,在三年的时间里,研读了超过二百部程朱理学的经典,写下的读书笔记多达数十万字。 娄谅,明代理学家。师从吴与弼,继承朱熹学说,偏于心学,主张主敬“穷理”,中举后回乡讲学。 他们常常挑灯夜谈,对理学的精髓反复琢磨,不下千次的探讨让王阳明的思想愈发深邃。 而拜许璋为师时,王阳明二十出头,正值青春激昂。在许璋的指导下,王阳明参与了不下五十次的军事案例剖析,模拟了超过二百场战争的布局与指挥。每一次的剖析,他都全神贯注,笔记密密麻麻;每一场模拟,他都仿佛置身战场,调兵遣将,思索致胜之道。 许璋,明代军事学家,在军事战略、战术及兵法运用上造诣深厚,将军事智慧传授给王阳明,培养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。 在与娄谅的学习中,娄谅对王阳明在哲学思考和道德观念的塑造上帮助极大。他引导王阳明深入思考人性、天理,培养了王阳明严谨的思维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。 在许璋这里,许璋不仅传授军事知识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王阳明的决断力和战略眼光。他教导王阳明在复杂的局势中迅速洞察关键,果断做出决策。 正是早年师从这两位大家的经历,为王阳明日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的伟大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王阳明曾作《蔽月山房》诗,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思维水平。 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,认为也许是读书做圣贤。他还远赴边塞游历,了解边境情况,胸怀建功立业之志。 王阳明12 岁就立志要做“圣人”,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志向。 1492年,21岁的王阳明为了实践朱熹所说的“众物必有表里精粗,一草一木,皆涵至理”,便与一位姓钱的朋友在父亲的官署中对着竹子进行“格物”。 通过观察和思考来推究竹子所蕴藏的“理”。钱姓朋友从早到晚竭尽心思地割竹子,三天后累倒了。而王阳明选择继续坚持,他独自“格竹”,七天后也大病一场。 经过这次事件,王阳明感叹道:“圣贤是做不得的,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。”此后,他对朱熹理学的正统观点产生了怀疑。 从王阳明的自述“因指亭前竹子,令去格看。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……某因自去穷格,早夜不得其理”可以看出,他和钱姓朋友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观察竹子上,但“早夜去穷格”“竭其心思”等描述也足以体现他们的专注和投入程度。 “格竹”事件后王阳明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“格物致知”的真正含义,为他后来提出“心学”理论奠定了基础。 有人认为这是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一次实践尝试,虽然没有直接获得预期的结果,但引发了他对传统理学的深入思考;也有人认为这反映了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理论可能存在的局限性。无论如何,“格竹”都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着名事件,引发了后人对哲学方法和认知理论的诸多探讨。 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,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,从此踏上了仕途。 正德十一年(1516 年),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,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等地。当地匪患严重,据史料记载,仅在正德十二年正月到三月,王阳明就指挥军队进行了大小战斗 20 余次,剿灭山贼数以千计。 他有三个过人之处。其一,不重形式,只重实质。动用的剿匪部队主要是机动部队,人数最多时才一万余人。他认为山贼未经专业军事训练,野战能力脆弱,只要解决他们倚靠的“地利”即可,而一支骁勇善战的机动部队就能胜任。 其二,以毒攻毒,以贼攻贼。正规军较少训练山地战,对付山贼草寇往往力不从心。王阳明重用受降的卢珂就是此策略的体现。 其三,善用心理战,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,让人难以捉摸。每消灭一处土匪,他就在当地建立政府据点,如崇义县、和平县。他还实行了保甲制、光荣榜和黑名单等措施。 他推行《南赣乡约》,从思想层面解决匪患产生的根源。通过这些举措,王阳明成功平定了南赣地区为患数十年的盗乱。 正德十四年(1519年),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。王阳明当时手中无兵权,通过一系列策略,成功组织力量进行平叛。 他先是督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,邀请江西在任及致仕官吏备战,聚集各道兵马,征调粮草、制造兵械战船;又使用离间计,致信宁王朱宸濠的左右伪相,使其不敢轻举妄动。 在勤王兵卒未到的情况下,王阳明趁朱宸濠带兵攻陷九江、南康,鏖战安庆之际,领兵万余人出吉安,攻占了宁王的南昌大营。 朱宸濠回师救援,双方在鄱阳湖决战十余天,最终王阳明活捉朱宸濠,仅用四十三天就平定了这场震动大江南北的叛乱。 嘉靖七年(1528年)二月,王阳明率湖广兵抵达南宁,后派遣大臣商议,并命湖广佥事汪溱、广西副使翁素、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、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,袭剿断藤峡叛军。起初叛军听闻湖广土兵抵达,均逃匿深险之中, 后见王阳明以散遣诸兵布阵,防备弛缓。湖广兵偃旗卧鼓驰马抵达后,与明军一同突进,四面夹击,叛军大败,退守保仙女大山,据险结寨。官军攀木缘崖仰攻,攻破油榨、石壁、大陂等地,直击断藤峡。随后王阳明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,最终将断藤峡叛军几乎全部剿灭。 王阳明能够在军政和哲学思想之间融合,得益于他的心学理念。“知行合一”强调认识与行动的统一,这使他能够将哲学思想应用于实际事务中,包括军事行动和政治管理。他的哲学思想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,帮助他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明智的判断和行动。 在平定宁王之乱时,他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和果断决策,以及运用心理战等手段,都体现了他将心学理念与军事策略相结合的能力。 王阳明忤逆宦官刘瑾而遭廷杖四十,随后投入诏狱。在诏狱中的时间没有确切的详细记载,但这段牢狱经历对他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。 出狱后,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。龙场位于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,环境极为恶劣,物资匮乏,瘴疠弥漫。王阳明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,不断反思和探索, 正德三年(1508 年)的一个夜晚,顿悟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”,史称“龙场悟道”。这标志着他心学体系的初步形成。 以往通过向外在事物寻求天理是错误的,天理其实就在人的内心之中,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潜质,只需通过自我的内心反省和实践就能达到。这核心观点,也为他后来在哲学和思想领域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。 他的学说与孔子、孟子、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称为“孔孟朱王”。王阳明的弟子遍布各地,据不完全统计,有名有姓可考的弟子就多达数百人。 儒家思想强调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,初衷是引导人们向善、和谐共处,儒家并非主张无条件地大度原谅,而是强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教诲和惩戒,以达到改过迁善的目的。 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等,并非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意。儒家提倡的“仁”包含对所有人的尊重和关爱,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封建制度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扭曲。 弘治十五年,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,筑室于阳明洞旁。他每日静坐冥想,思索人生问题。经过长久的苦思,一天晚上他终于领悟到“心即理”,困扰他多年的格物穷理问题找到了答案。 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。 “致良知”强调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“理”,认为“理”全在人“心”。“知行合一”则重视知与行的关系,认为要知,更要行,知中有行,行中有知,二者互为表里,不可分离。 王阳明强调“心即理”,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,无需向外寻求。“知行合一”的理念让人们认识到知与行的紧密联系,避免了只知不行的空谈,使得道德修养能够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行动中。 王阳明心学启发人们关注内心的力量,注重实践与认知的统一,追求自我实现和道德修养的提升。 曾忤逆宦官刘瑾而遭廷杖冤狱,在谪官贵州龙场期间顿悟“格物致知”之道。王阳明主张“心者天地万物之主”,强调人的内心和主观能动性,始创“姚江学派”,提出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等哲学命题,构建起完整的“心学”体系,有力地冲击了日趋僵化的朱子理学,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,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巅峰。 在其步入天命之年后,因平叛安民治世有功,官至南京兵部尚书,受封新建伯,是明朝积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。 王阳明的主要着作有《王阳明全集》《传习录》《王文成公全书》等。 其中《传习录》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,是研究其心学思想及一生最重要的着作之一。书中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、致良知、诚意格物等哲学思想。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,中卷的书信出自其亲笔,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,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,并记载了他提出的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”的“四句教”。 嘉靖七年(1529年),王阳明卒于江西南安(大余县境内),享年57岁。后葬于浙江洪溪(绍兴市境内)。隆庆初年(1568年)追授新建侯,谥文成,故后世也称其为“王文成公”;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。 在去世前一年,王阳明任两广总督军务时就患有“咳痢之疾”,严重到无法正常生活,同年十月他上书嘉靖皇帝,请求告病还乡。船行至江西南安时,当地官员周积前来拜见,见他“咳喘不已”,王阳明对他说“病势危急,所未死者,元气耳”。由于病势加重无法继续前行,舟船便在南安停下。1529年1月9日,王阳明召周积入舟,此时他已不能语,只留下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的八字遗言后便去世了。 根据他的后期症状,不少医者推测王阳明患的是肺结核,中医称痨症。他从小体弱多病,脸色发青,中年后更加明显,被认为是先天性肺病的征兆。28岁时,他考中进士,次年任正六品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,因白天忙于公事,晚上仍刻苦读书,积劳成疾,开始咳嗽、呕血,这是肺结核常见的早期症状。30岁时,他被朝廷派到江苏、安徽一带审犯人,审完案卷后更觉劳累,不久旧病复发。37岁时他被廷杖四十并关押进大牢,备受折磨。后来被发配至贵州修文县,当地系瘴疠之地,外加旅途劳累,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苦不堪言。56岁时,他又受命带兵镇压广西思恩、田州等地民族叛乱,军旅奔波和恶劣环境使他的肺病再次复发。